京师的局势风云突变,此时已经没人为高唐事件、没人为永乐军进兵高唐是功还是兵灾扯犊子了。

整个朝廷笼罩着一层阴云,压抑的程度比之第四次宋夏战争前夕也不低。

江州通判黄文炳遇害,这是大宋开朝以来对皇权最严重的挑战,没有之一。

的确,以大宋朝廷的尿性来说,就算辽国铁骑南下之际,都会有主和派跳出来宣扬“割地求和,迁都避祸”这类说辞。但是封疆大吏遇害,作为一种大宋的政治正确,作为大宋的立国根基,基本不敢有人在这种问题上充当好人。

江南已然沦陷在了蔡党的手里,用高方平的话来说那就是一个天坑,轻易填不满。为此当时种师道的《东南策》出来后,被小高和老张联合打压,把老种威胁得够呛。

黄文炳绰号黄蜂刺,大家都恨他。那厮号称有毒,在赵挺之时期他专门咬蔡党,喜欢打小报告。告状的文书险些让当时的中书侍郎刘逵有去江南打死他的冲动。

在张叔夜时期,尽管黄文炳作为赵挺之的政治遗产被老张继承,然而张叔夜也不喜欢那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大马蜂。基本都不看黄文炳的小报告了。如此导致黄文炳郁郁不得志,传言整天喝烂酒度日。

蔡京也早想拍死那只大马蜂了,还让知江州的儿子盯死黄文炳,可惜老黄那种奸诈小人只挑别人的毛病,他自身却基本不放错。所以蔡京也拿那只马蜂没有太好的办法。最终形成了拉扯着过日子的政治格局,人人远离那个黄文炳,让那个小人疯子自说自话。

直至目下他被杀,彻底打破了政治上的平衡,以及大宋朝廷的宁静。

阴谋论者张叔夜对此忍无可忍,认为对东南问题无需再忍了,在朝上当庭怒斥,这是对吏治对朝廷的最严重挑战。又说黄文炳死的蹊跷,背后原因绝不简单,必须派狠人进驻江州,一查到底。

张叔夜的言论直接指出黄文炳是遭遇*****被乱臣贼子暗杀,此举把赵佶都吓了一大跳。

他弟弟张克公作为御史中丞,出列老生常谈的道:“朝廷主要官员遇害,自是严重问题。然而张叔夜危言耸听,老毛病又犯了,他专门以阴谋论对世,专门挑选黑暗不健康的东西吓唬陛下,有违臣子之道,乃是奸佞的固有行为。”

然后,小老张第二次说张叔夜高方平等人受韩非子的有毒言论影响过重,建议严禁《韩非子》,焚烧和那个坏蛋有关的一切典籍。

其实赵佶本身也很不喜欢《韩非子》,只是说这个张克公平时人品没赞够,说来说去都这么几句,让赵佶非常之恼火,就如同一个逆反的孩子一样,喜欢把张克公的话反着听,于是不予理会。

吏部侍郎张商英出列说道:“老臣还是建议把张克公拖下去烧了,于是整个朝廷就清静了。”

何执中相公也出列说道:“但凡姓张的没有一个好东西,他们的话陛下当做耳边风就行。”

赵佶还真的被何执中虎得一愣一愣的。话说赵佶耳根子软,又是一个比较有创意、喜欢根据姓氏判断一个人的忠勇程度,前有张康国那个老不死的家伙犯错,朝廷又有张克公这么一个棒槌整个胡说八道,于是导致赵佶很疑惑的多看了张商英和张叔夜几眼。

这个形式让张叔夜非常尴尬,何执中这个老狐狸才是最该死的人,他轻易打横,分散的赵佶的注意力,这原本是在讨论江州黄文炳遇害的善后问题,却被张克公的无知、张商英的冲动,何执中这个老狐狸的利用,把节奏往批斗大会上靠拢了。

蔡京觉得何执中这是想上位。老何这是抓住了老夫对梁子美的心病,抓住赵佶喜欢以姓氏判断忠勇的心思,想坐尚书右仆射的位置。

高唐事件后,老夫打压梁子美回京是必然的,这种情况下右仆射最有可能落在张叔夜手里。然而张叔夜在平时,总体是个不让赵佶愉快的家伙,三天两头的对皇帝说“你家皇城的钱太多啦,建议节流一些进入户部”。

赵佶对此生气是肯定的。现在何执中利用赵佶喜欢用姓氏判断忠勇度的心思胡说八道,赵佶未必会信,但却会提醒着赵佶,别轻易让不让皇家安生的人的出任次相。于此情况下,张叔夜遭遇了皇帝忌讳,而梁子美又被老夫打压,于是不论资历职位声望等各方面,就属何执中最为适合了。

鉴于何执中这条老狗前次在郓城攻防战的问题上抹黑高方平,说高方平杀民代匪,虚报军功,怂恿蔡京着手彻查去踩雷区。

哪怕现在蔡党无人可用,老蔡也不想让何执中继续乱来,出列把节奏带回来道:“陛下勿要被他们各方人士分散心思,其他一切皆是小问题,但是江州黄文炳遇害,老臣觉得这是反贼祸乱天下的预兆,我朝匪患严重至此,该是着手改革军制,彻底剿匪的时候了。”

张叔夜吓了一跳,出列道:“臣之观点和太师不同。我朝因为很多深层次的缘故,的确匪患过重。但其实目下总体平稳,未见得比往年严重。随着高方平所部几次和反贼恶匪的战斗大捷,总体上形成了威慑,匪患问题正在得到有效缓解。军制,现有军制是我朝开朝以来,就被太祖皇帝定下的基调,不易轻易改动。历朝历代来说,轻易的解锁军制大面积剿匪,容易造成‘请神容易送神难’局面,匪患的根由未必减除,却容易形成兵灾残害百姓的局面。”

赵佶被吓了一跳,他未必能理解张叔夜的理论,但是他是个小乖乖,不喜欢违背祖宗规矩,也自来不喜欢一切的兵事和军人。

不随意的放纵军人蛮天下乱来,此点不需要英明神武,是但凡赵家人深入骨髓之中的理念。基本上就是延续到后面,面临民族存亡时候的国战之际,此问题也从未被皇家放松,金兵南下之际种师道官拜枢密使,兼北方诸路宣抚使,却依旧是有职无权、事事需要请示朝廷,就是这个原因了。

基于这些缘故,蔡京此番想改革军制抓权的提议,被赵佶迟疑了。

最终,赵佶看向了掌管军务的陶节夫。

陶节夫是很亲蔡京的人,但是军制改革非同小可,一但开始就很难收回来,基本等于枢密院被“门下省”给部分架空。因为那意味着,枢密院的部分权利会被收归兵部,兵部是门下省机构,那当然就是蔡京说了算了。

在大宋制度中,专门设立枢密院架空兵部,这是有原因的。更早以前,还设立了“三司”架空户部,只是说元丰改制之后,三司撤销,财权还给户部,也就是还给了宰相。

陶节夫当然就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响应蔡京,于是出列道:“陛下圣明,我朝目下的军制并无大问题,不宜大刀阔斧,老臣支持张叔夜说辞,做不好的时候无为而至,就是最好的办法。轻易解锁兵事,展开全国性剿匪目下并无必要。”

以种师道刘仲武为首的一班子武臣,很想把张叔夜和陶节夫拖出去打死。这个问题上他们当然支持蔡京。黄文炳到底因为什么遇害,妈的他们谁关心啊,然而剿匪风暴一但掀开,军伍的很多节制就被解锁,武臣和军人的地位待遇话语权等各方面,就全面提升,所以他们当然希望。

然而并没有什么用,他们虽然能进来站在朝上,却没有说话的余地。这是规矩。

就算被皇帝问,他们也不能乱说,否则下朝后肯定会被猥琐的士大夫教做人,官至枢密副使的狄青就是这么被士大夫坑死的。

陶节夫支持张叔夜后,江州黄文炳事件被当做“阴谋”而不是“匪患”对待,此事基本就被定调了,不容再更改。

皇帝的守臣遇害,赵佶也无法容忍,于是张叔夜之前“派狠人前往一查到底”的基调也就形成。

派谁去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。

鉴于赵佶是个没主见没水平的人,和小高关系好,小高以往也做成了许多事,形成了赵佶心中不败的印象。于是人性使然,遇到扑朔迷离的复杂事宜时候,赵佶便会首先想到小高。

于是都不等张叔夜提议,赵佶率先看向高俅道:“朕想从郓城任上调遣小高前往江州,调查朕的官员遇害事件,老高卿家以为可否?”

高俅险些被吓死,脸如猪肝一般,颤抖着声音道:“老臣那个儿子,整个一少不更事的顽皮小儿,纨绔子弟,性格冲动,面对面的打仗倒是有两把刷子,然而断无承当这等重任的能力。”

话说高俅老儿这样的政治滑头,理念和儿子有着绝对的不同,他的主张就是不要介入大事,闷声大发财,娶个公主玩玩鸟就很不错。黄文炳遇害的事如何能介入,这里面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浑水鬼才知道,真的剥开了那是在玩火,谁知道又要得罪多少人。江南之地肯定是个大坑无疑,被蔡党一手遮天。如何能轻易的去沾染。

老高耍滑头这么说后,让赵佶很是有些尴尬。

赵佶想到了小高是个锦衣玉食的纨绔子弟,自从做官起就到处东奔西走,而不能在京城享受繁华,比较的劳苦。所以赵佶有些不好意思,迟疑着要不要让那小子过一个安稳的冬天。

于是朝廷之上,围绕该派谁去的事宜,有的人建议派宗泽,有的建议派种师道前往,有的说水泊毒瘤不容小觑,高方平不宜离开。总之什么说法都有。

最终争论无果。

但是其实大家心里有数,目下西北形势极其严峻,和西夏形势依旧紧张,随时面临开启第五次宋夏国战,京兆府作为西北第一战略重镇,宗泽若是轻易离开,那就是儿戏中的儿戏,至少陶节夫和张叔夜都不会这么想。

至于种师道戾气是够,也算个狠人。然而去江州不是打仗。江州显然是一个政治问题。种师道去了只会有两种结果,一,什么毛问题也无法解决,你好我好大家好。二,种师道被他们那群士大夫找借口给斩了,把人头送回京城来对某些人将军!

这是真会发生的,在非战区非国战的形势下,种师道斗不过那些猥琐人士。

郓城面临的水泊问题,当然也是个问题,不过那毕竟只是一个县,出问题损害也小,也容易平复。所以相比较起来,大家猜测,最终可能放下手边事务的人,还是高方平……